弱势个体生存权的思考【愤怒中】

背景：  一位20多岁上海女子在北京西路以手机丢在水果摊为由，要求一对摆水果摊的外地夫妇赔偿，后找来两名男子暴打了摆水果摊的外地夫妇20多分钟，还逼迫两人当街下跪。此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，许多网友表示对此非常愤慨。

　　在城市中，屡屡出现如此另类的“风景”――在相对的强势者与弱者之间发生的利益纠纷中，前者无礼蛮横，强行逼迫弱者屈下尊严的膝盖。此类消息一出，往往会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。这次自然也不例外。在网上，对新闻中“上海女子”的谩骂口水，对小贩夫妇的同情之声，交织在一起，如潮水一般。显然，这些社会反应都是正常的，“欺凌弱者”一贯为大众所不齿，同情弱者向来是人们的本能。

　　在很多人看来，“上海女子”与“外地小贩”相比，“上海女子”是当然的强势者，而正是她的“仗势欺人”，让小贩夫妇感到了恐惧，从而被动地当街下跪。然而，笔者却不这么看。

　　“上海女子”的强势与蛮横，或者会让小贩夫妇感到无奈和无力抗拒，但真正让其屈下尊严之膝的，是可以感知到的自身生存风险――自己怎么能斗得过“有钱有势”的上海本地人呢，昂贵的手机赔偿费又如何能赔偿得起？面对从天而降的巨大“索赔”和人身安全威胁，感觉无力承担，小贩夫妇就下意识地试图用“下跪”这种屈辱的方式，来“缓解”强势者的“愤怒”、去“消解”巨大经济支出和人身伤害所有可能引发的生存风险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在突发事件中相遇的强势者与弱者，弱者根本就没有与强者平等对话谈判的基础，因而在诱导和威逼之下，很多弱势者大都做出这样一种屈辱的选择：用舍弃自尊和人格来“冲抵”可以预见的生存风险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屡屡出现弱势者“下跪”事件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对生存风险的恐惧与忧虑，导致了弱者人格尊严上的懦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保障弱者的尊严与权利，不能单纯指望强势者的道德自律，也不能期待于舆论的道义支援；重要的是，尽快建立某种公平制度或者规则，来妥善解决突发事件中“强弱纠纷”问题――强势者“蛮横”的，制度会确保弱者的基本权利不受损害；弱者“过错”的，制度会适时跟进最大限度地消除弱者因此而来的生存风险。正如有学者所言，在生存权不受威胁的前提下，人们一般不会折辱自己的人格。